“十年前，个人基因组测序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”。
它诞生于实验室，服务于少数科研机构与头部医院，价格以千美元计，设备、试剂、核心专利几乎全部掌握在少数海外公司手中。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，这不仅是一门技术，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。
也是在那个时间点，一批中国公司开始尝试进入这个上游领域。
其中，华大智造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径——向上游走，自主掌握技术，试图自己造出这台被称为“生命科学领域光刻机”的设备。
这是一条需要时间、资本与耐心的路。它意味着在长时间内只有投入而难见回报，也意味着要在技术、产业链与外部环境等多重不确定性中持续前行。
十年之后的今天，当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成本进入百美元区间，当设备开始大规模进入医院与实验室，当“是否拥有自主能力”成为新的产业分水岭，这条路径开始被重新审视。
在华大智造成立十周年之际，华大智造执行副总裁刘健接受了记者专访。作为2014年加入团队的亲历者，他的讲述，不只是关于一家公司的成长，也折射出过去十年，基因测序仪如何从“少数人的工具”，走向一个正在被放大的产业。
十年亲历：在高强度变化中成为“参与者”
记者：您是在华大智造成长过程中一路的重要参与者、见证者和管理者。回看这十年，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
刘健：如果从时间线来看，我是2014年加入团队的。当时华大刚完成对Complete Genomics的收购，我们的核心任务是消化吸收技术，并再创新以推动测序仪在国内的产业化。
最初，我主要负责技术团队。从技术负责人，到负责整体研发管理，再到生产体系，再到2022年美国专利胜诉后到美国开拓业务，我的角色也是在不断变化的。
但更大的变化，其实是伴随着公司一起发生的。这十年，华大智造的发展节奏非常快——从收购技术、完成消化吸收，到2015年推出第一款测序仪，2018年推出T7测序仪，实现单机通量和速度的全球领先，这一系列跨越只用了五年时间。我们用五年完成了超越，给世界多了一个选择的权利。
同时，我们也经历了专利诉讼、地缘政治冲击等一系列挑战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公司从一个跟随者，逐渐走到今天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位置。
可以说，这十年不仅是公司从“跟随者”走向“引领者”的过程，也是每一个人在高强度环境中快速成长的过程。
记者：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华大智造这十年，会是什么？
刘健：我会用一个词——“自主”。但这个“自主”，其实是“被迫获得的自由”。在最早的时候，我们在上游是完全受制于人的——别人让你用，你才能用；不让你用，你就没有选择。后来随着国产测序仪的自主技术突破，我们逐渐掌握了核心能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更像是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。
当然，这种表达在不同语境下会被不同解读。但如果站在中国科技企业的角度来看，这十年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实现了关键技术和核心工具的自主可控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，我们才有底气面对不确定性。而在国际更大的视野上，我们也促进整个产业链可以自主选择、而不是依赖垄断。
记者：如果从2016年成立算起，这十年里华大智造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？是技术能力、产品形态，还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？
刘健：如果用一个最直接的指标来看，是“市场地位”的变化。今天在中国市场，2022年至今，我们的新增销售装机量来看，已经连续三年取得第一。在亚太等区域，我们的累计装机量也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。
更重要的是，行业对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。现在只要是在全球做测序的机构，无论科研还是临床，基本都知道“华大智造”这个选择，也认可我们的产品。过去我们说，“用5年时间给世界一个基本的选择权”，打破垄断；但今天，我们不只是提供“选择”，而是在很多场景下提供了一个“更优的选择”。
从专利战、全球市场布局，到支撑上万篇科研论文的产出，华大智造已经超越了企业层面的竞争，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能力。当然，在部分国家仍然会受到地缘政策影响，但如果单看产业能力，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。
技术跃迁：从“打破垄断”到“反向定义行业”
记者：从行业视角看，这十年基因测序最大的变化是“成本下降”，还是“应用打开”？华大智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刘健：如果一定要总结，我会说：技术进步远快于应用打开。
成本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。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38亿美元，到十多年前的数千美元，再到今天已经可以做到百美元以内，这是一个典型的“超摩尔定律”式下降。同时，性能也在提升。我们第一代产品完成一次测序需要接近7天，现在一天就可以完成近百个全基因组测序。
但在应用端，潜力还非常大。以肿瘤检测中的MRD（微小残留病灶）为例，美国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，但美国仅Natera一家企业的MRD检测市场规模远大于中国总监测量，整体应用普及率也更高。这背后涉及到临床准入、支付体系、监管机制等多方面因素。
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检测能力已经可以发现大量风险，但药物和治疗手段还没有完全匹配，比如很多靶点并没有对应的靶向药。所以整体来看，我国的测序技术、产品和产能其实都已经“ready”，但应用场景还没有完全打开。一旦临床、监管、政策、支付体系等环节逐步放开，我相信国内市场的增长会非常快。
记者：过去十年行业一直在讲“降本增效”。在您看来，最关键的技术跃迁是什么？
刘健：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。
第一个阶段，是“有没有”。在没有自主可控的测序仪之前，价格和供给完全由进口厂商决定。只有我们自己做出来，才有谈判能力。
第二个阶段，是“能不能超越”。2018年我们发布相关产品之后，在速度、性能等核心指标上实现了反超，对方就很难再用“更高端”的理由来维持高价。
第三个阶段，是“是否在更高的纬度”。最近的收购以及多组学技术路线的布局，使我们不仅在既有技术上领先，也在长读长、半导体测序等方向上形成覆盖。这意味着竞争不再是单点能力，而是体系能力。
从“有”到“优”，再到“全”，这是过去十年的关键跃迁。
记者：外界常把基因测序仪类比为“生命科学领域的光刻机”。从工程角度来看，它到底难在哪？
刘健：难点主要有两个层面。
第一个，是工程复杂度。一台测序仪，几乎涉及所有高端工程学科：超高精密光学、微流控、温控系统、精密机械、半导体、酶化学、表面化学等。
不仅要把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，还要把整个系统整合起来，同时匹配稳定的供应链，这本身就具备极高的门槛。
第二个，是应用理解。测序不是一个“标准化输入输出”的设备，它面对的是血液、组织、动植物等不同样本，临床、科研、海关、疾控、农林牧副等不同场景对数据的要求大不相同。如果不理解应用，就很难做出真正“好用”的设备。华大过去长期是全球最大的测序使用方之一，这种对于应用的理解和积累反过来成为工具创新的的重要优势。
另外，从产业角度看，这十年我们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——把供应链逐步国产化自主化，同时为行业培养了大量人才。
记者：当年决定自研测序仪，本身技术难、产业链难、投入也很大。在内部推动这个决策时，有没有遇到过争议？
刘健：争议肯定是存在的。从最早收购Complete Genomics，到后续组建团队自主研发，华大智造成立初期的三四年基本处于持续投入阶段。从集团层面看，这意味着要用其他业务赚到的钱，去支撑一个短期内难以产生回报的方向，内部自然会有不同声音。
但这个决策背后，更核心的还是对长期趋势的判断。一方面，当时已经预判到核心技术领域可能面临“卡脖子”的风险；另一方面，如果不掌握设备能力，整个产业链的主动权就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是一项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做出的投入决策。内部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最终能够推进下来，还是取决于对长期战略的方向性判断，以及是否愿意为此承担阶段性的成本。而对于长期方向的大目标的准确把握，是华大成为基因测序龙头的关键和优势。
关键抉择：在争议中押注一条更难的路
记者：您经历了从当年收购Complete Genomics完成之后，到今年将其出售的全过程。如果把这两个动作放在一起看，这“一进一出”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？
刘健：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看，这是一组“阶段性选择”。
首先，从能力上讲，华大智造已经完成了对当年收购技术的消化吸收。现在公司绝大多数核心知识产权、人才和供应链体系都已经在国内建立，具备了完全独立的能力，对单一技术来源的依赖已经不存在。
其次，是外部环境的变化。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，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变量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资源配置需要更加审慎，对于投入产出会更加严肃。
第三，是面向未来的技术布局。在这一时间点，公司同步推进了新的收购和整合，包括新的技术路线和能力补充。从企业发展的角度，需要在不同阶段做出取舍，把资源投入到更具长期潜力的战略方向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一进一出，本质上是围绕能力重构做出的战略选择。
记者：与此同时，华大智造正在推进对华大序风和时空组学相关业务的整合。从“买CG”到“卖CG”，再到这次全链条整合，这是否意味着公司战略重心正在发生转变？
刘健：我不认为这是“转向”，更像是“补强”。
以华大序风为例，它所做的是长读长单分子测序，可以理解为对现有测序技术路线的重要补充。过去我们在短读长上已经具备优势，现在补上长读长，相当于在技术体系上更加完整。可以理解为在已有能力基础上，增加了新的工具类型，而不是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。
再看时空组学相关业务，它本质上是围绕测序能力的延伸。时空组学通过新的样本处理和分析方式，会大幅带动对测序设备、尤其是试剂的需求增长，与现有业务是高度协同和互相促进的关系。
所以整体来看，这一系列动作恰恰是围绕主业进行的技术扩展，而不是业务分散。
记者：这次整合被外界解读为华大智造从“测序设备厂商”迈向“全链条生命科技工具平台”。您希望外界如何定义华大智造？
刘健：从一开始，我们对公司的定位就不只是单一的测序设备厂商。
内部一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：围绕生命科学和生命健康，去构建核心工具能力。测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但不是全部。正如我们的使命是致力于“创新智造引领生命科技”，我们的愿景希望成为“生命科技核心工具缔造者”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无论是技术路线的补充，还是相关业务的整合，本质上都在这个既定方向之内。我们希望外界理解的，也不是一个单一产品公司，而是一个围绕生命科技工具不断拓展能力边界的企业。
2026年，收购华大序风及三箭齐发，打通技术全链
竞争重塑：从“产品对标”到“体系较量”
记者：长期以来，行业都会把华大智造与 Illumina 放在一起比较。您怎么看这场持续多年的竞争？
刘健：从行业发展来看，竞争本身是常态，也是推动产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但随着产业发展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。尤其是在全球市场拓展过程中，除了技术和产品层面的比拼，也会遇到专利、市场准入以及一些非技术因素的影响。对企业来说，一方面需要面对这些现实环境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技术和产品能力上持续提升。整体来看，有竞争对手并不是坏事，它会倒逼企业不断向前。
记者：除了技术竞争，专利、市场准入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。这是否意味着，生命科技的竞争已经从“技术竞争”走向“体系竞争”？
刘健：从企业发展的阶段来看，这种变化是必然的。当一个企业在单一市场做到一定规模之后，下一步要么走向全球，要么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延伸新的能力，这是必须面对的选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竞争也不再只是单一技术指标，而是包括技术能力、产品体系、生态合作，以及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比拼。
从行业角度看，应用场景的打开仍然是一个关键变量。无论是在临床领域，还是在科研领域，如果应用规模能够进一步提升，整个产业都会迎来更大的增长空间。对企业来说，一方面需要持续提升自身能力，包括技术、产品和生态；另一方面，也需要在更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寻找发展空间。
竞争重塑：从“产品对标”到“体系较量”
记者：长期以来，行业都会把华大智造与 Illumina 放在一起比较。您怎么看这场持续多年的竞争？
刘健：从行业发展来看，竞争本身是常态，也是推动产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但随着产业发展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。尤其是在全球市场拓展过程中，除了技术和产品层面的比拼，也会遇到专利、市场准入以及一些非技术因素的影响。对企业来说，一方面需要面对这些现实环境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技术和产品能力上持续提升。整体来看，有竞争对手并不是坏事，它会倒逼企业不断向前。
记者：除了技术竞争，专利、市场准入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。这是否意味着，生命科技的竞争已经从“技术竞争”走向“体系竞争”？
刘健：从企业发展的阶段来看，这种变化是必然的。当一个企业在单一市场做到一定规模之后，下一步要么走向全球，要么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延伸新的能力，这是必须面对的选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竞争也不再只是单一技术指标，而是包括技术能力、产品体系、生态合作，以及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比拼。
从行业角度看，应用场景的打开仍然是一个关键变量。无论是在临床领域，还是在科研领域，如果应用规模能够进一步提升，整个产业都会迎来更大的增长空间。对企业来说，一方面需要持续提升自身能力，包括技术、产品和生态；另一方面，也需要在更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寻找发展空间。
下一个十年：从“被验证”走向“被放大”
记者：如果再给华大智造一个“下一个十年”，您觉得行业最大的变量会是什么？
刘健：从行业角度看，最大的变量，仍然在于应用能否被真正放大。过去十年，测序技术本身已经被验证，无论是成本、效率还是性能，都经历了快速演进。但从更广泛的生命科学领域来看，很多能力还停留在“可以做”，还没有完全进入“规模化应用”的阶段。
下一个十年，我们更关注的，是这些能力能否在更多场景中被使用和放大。
一方面，是测序本身在成本、应用性和触达上的进一步突破；另一方面，是围绕生命科学的更多技术工具，包括多组学、智能实验室等，能否形成更大规模的应用体系。
如果在更长的周期里，希望行业能够像今天认可华大智造在测序技术的地位和贡献一样，去认可华大智造在整个生命科学工具体系的价值，这可能是下一个10年努力的方向之一。
记者：在这十年里，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刻，让您觉得“这条路走对了”？
刘健：很难说具体哪一个时刻有这个感觉。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，更多时候是面对挑战和不确定性。无论是早期收入开拓过程，还是融资、专利诉讼等阶段性压力，都曾经存在。
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，这条路径是逐步被验证的。从最初做出第一代产品BGISEQ-500，到实现技术上的追赶和超越，再到完成融资、上市，打赢美国3.25亿美金专利胜诉，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，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新的问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并不是某一个瞬间让人确认“走对了”，而是在不断跨过每一次挑战之后，逐渐形成的一种感受。
另外一个更宏观的判断是，正如英伟达CEO黄仁勋在2025年讲到：“AI正在改变各行各业，影响最深远的是生命科学。” 在黄仁勋眼里，下一个黄金赛道是生物工程学，当数据科学、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结合时，生物学将转变为可工程化的系统，它会呈指数型改进。黄仁勋断言：“人人都必须学会计算机的时代过去了，人类生物学才是未来。”生命科学正在从“看不见、摸不着”的研究阶段，逐步走向工程化和规模化应用。当一个领域开始进入工程化阶段，就意味着它可以被复制、被放大，成本可以下降，应用可以扩展。相比之下，生命健康相关的数据，仍然有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间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行业仍然处在一个持续向上发展的阶段，这也是我们持续投入并坚定对未来的信心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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